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但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很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遵义会议上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央临时会议的决定，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此时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不足1000人。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

  33岁的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当时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的创造性贡献。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进行“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红军的战斗力与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但一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得到上下一致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1928年4月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央来信决定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也绝大多数都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八月失败”。本来6月底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致信湖南省委，但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设军委，朱德为书记。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是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域的最高领导人是。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对特委工作很看重。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身上”；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的领导。

  但是，对于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支持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6月8日，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支持者占少数，于是要求辞职；14日，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至此，四军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的两派。支持的仅有、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

  在此次争论中，对于的批评，集中于对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过于专权。而按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其实就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却非常不满，且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说不能动摇、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指示信精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毛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白准确地提出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为书记；2月，、朱德率部打破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的报道；苏联报章对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央高级领导人，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最高领导层。

  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击，但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然浮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而是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内正式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

  此时，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由于此前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员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极大不满，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派遣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很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仍然能够起最大的作用。”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肃反斗争基本结束。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但在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央还是对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做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央便推荐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

  在与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政治委员，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其实就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随着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伴随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进入决策核心层，出任中央，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央五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但是，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对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部队机动歼敌，因此，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这是自进入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此时不仅是军事指挥核心，还是，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时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会议最后肯定了的军事指挥。这是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在中国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

  能在中国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核心，根本原因有三：

  首先是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的驻地，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的军事指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的政治才能。在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白准确地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有几率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的领导能力。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的旗帜下，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为以为领导核心的集体的主要成员。

  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

  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召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精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1934年4月在得知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突然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领导层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与张闻天。

  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的正确领导，使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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