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发布，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作为多年来曾尽力履行和参加评论古籍规划的一名出书作业者，不由欢天喜地，慨叹良多。

　　从1958年国务院古籍收拾出书规划小组建立那天起，就着重古籍出书作业要有方案性。针对其时古籍出书比较凌乱的现状，领导部门提出要“要啥出啥”，而不能“有啥出啥”。其时草拟的《三至八年（1960—1967）收拾和出书古籍的要点规划（草案）》，便是表现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和系统性的一个办法，对各出书社的组稿方案起了清晰的指导作用。

　　1981年，中心发出了《关于收拾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即康复了因“文革”中止的古籍收拾出书规划小组，草拟了新的全国古籍收拾出书规划（1982—1990）草案，很快就取得了不少效果。三十年来，古籍收拾出书已取得了丰硕效果，这是众所周知的。

　　刚刚拟定的《规划》，是在持续曾经每次规划并总结了曩昔经历之后的效果，令人深感鼓动。试谈几点即兴的感触。

　　1.《规划》以十年为期，比以往五年为期的规划时刻长了一倍，比1960年的八年规划、1982年的九年规划也丰厚得多，因而包容了一些重大项目，能够及早组织。有些选题需求长时间堆集，十年磨剑，精摹细琢，就有了充沛的地步。

　　2.《规划》是在已有多年效果的基础上拟定的，含有某些拾遗补阙的目的。如中华书局的《我国古典文学根本丛书》列了38种选题，上海古籍出书社的《我国古典文学丛书》列了28种选题。这两套丛书现已出了不少好的和较好的书，现在再列入一批新的选题，大约意在配补缺项，在这一个十年内完结整套丛书的方案。

　　3.《规划》除了包容了出书社申报的选题以外，还列入了一些规划小组提出的重大项目，如《古本戏剧丛刊》的六、七、八集和《我国总书目》等，意在用更多的力气来抓要点选题，表现了国家的主体认识和规划的系统性、导向性。别的，古籍数字化是当时急需的、大有出路的工程，但现在遇到了许多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单个出书社、单个企业所能处理的，需求国家来统筹组织。因而，《规划》列入的《我国根本古籍数据库》项目（50亿字），特别值得留意。

　　4、《规划》主要是依据各出书社申报的选题而拟定的，包含了一些非专业的出书社，因而思路很宽，收拾的方法也多。以往咱们出书社着重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往往出题征稿。1982年往后就逐渐改变方法，就学者已有堆集的效果组稿，确认选题，经出书社申报，再由小组点评后列入规划，这就扩展了选题，开发了稿源。但小组仍是要承当和谐、调控的使命，加强精品认识。在往后的作业中更要留意学术点评和商场点评的反应，遴选并引荐重要著作的重要版别，以表现咱们的尽力方向。